启恒配资一个美国人砸钱买京城1000亩地，背后竟藏着这个惊天布局

司徒雷登，一位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美国人，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远见，缔造了燕京大学的传奇。

他不畏艰难寻址建校，奔走中美筹募资金，推动教会大学的“中国化”，在动荡时局中守护学术自由。

他不仅建造了一座校园，更塑造了一种精神——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纽约时报》关于司徒雷登去世的报道。

资料

燕京大学的奇迹，是他留给中国最深沉的礼物，也是近代教育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篇章。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王笛新书《中国记事（1912—1928）》中，是如何讲述司徒雷登的故事和他创办的燕京大学的奇迹的。

燕京大学的奇迹

下文选自《中国记事（1912—1928）》第19章

文 | 王笛

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燕京大学校训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抵达了北京，准备创立一所教会的联合大学。由于是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所以出现很多不同的意见。校务委员会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在所有的矛盾都化解掉之后，他正式宣布就职。

艰难的寻址

司徒雷登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校找到一个合适的校址。他通过走路、骑驴、骑自行车等各种方式，将北京周围转了个遍，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北京城外的荒野有一片私人墓地，这些墓地一部分已经破败，成为无主的坟墓。当寻找校址时，都会撞上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墓。在中国的文化中刨坟掘墓是被认为伤天害理的，因此这类的地方不能作为校址。

一天，司徒雷登应朋友邀请去清华学校做客，有个人对他说：把学堂对面的那片地买下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听了这话，他立即跑到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去看，此处距离北京城约8公里，一条马路直通这里。从交通来看，甚至比之前考虑的那些地方还要理想。这块地环境也很好，位于北京著名的西山脚下，那些矗立在山坡上的美轮美奂的亭台楼榭，似乎是在向后世讲述中国悠久的历史。“清朝某位王爷的花园就建立于此”，到现在这里成了一座消夏别院和宗祠，它的主人是陕西省督军陈树藩。

陈树藩

有一位司徒雷登认识的官员，声称有法子将这块地弄到手。在这里建校的决定得到了理事会和董事会的批准后，司徒雷登亲自到陕西拜访陈树藩，花了6万块大洋将那块地买了下来。陈还设立了奖学金，大概是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最初，那块地有40英亩（相当于240亩）左右，结果后来的面积居然是40英亩的4倍还要大，因为揽进了邻近的年久失修的花圃和空地。那么按照这个说法进行换算，燕京校园所得到的地差不多快近1000亩了。

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司徒雷登通过各种关系，在美国筹集到了大笔的资金，并得到了哈佛大学、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

实际上，燕大新址的选定和购买过程，并非如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这般轻描淡写，过程非常复杂。董健吾在他的一篇遗文里，对司徒雷登这段经历，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董健吾是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来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

董健吾

1920年，董健吾到西安去接办中华圣公会所属的西安中学时，司徒雷登找到了他，托他和陕西督军陈树藩商量，是否可以将陈在北京所置的产业勺园，割爱与燕京大学作为校址。据董健吾回忆，司徒雷登那次赴陕，准备了20万美元的巨款，决心买下勺园，扩展燕大。经过董健吾与陈树藩联系，陈答复说购买勺园是为其父晚年养老之用，他难以做主。

恰巧在那一年中，董健吾常于晚间同陈树藩的父亲一起去易俗社听秦腔，并和陈父、易俗社创办人李桐轩三人结为忘年交，来往频繁。于是，司徒雷登就托董健吾找了李桐轩约陈父面谈。在痛饮三杯之后，李问陈父：“柏生（陈树藩别号）为你在北京购置的花园别墅，现在谁在享用？”陈父说：“我不去住，柏生不去住，只有雇几个园丁，打扫清洁，保护树木，费用倒不少。不如卖掉它，倒去掉我一桩心事。”

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卖掉它呢？”接着就告诉他，燕京大学校长最近亲自到西安，想与勺园的主人见面商谈，看可否让给燕大做校址。陈父表示，可以与其子联系，但说“价格方面，对方知我们的购价是20万两银子，实际上外加中间代笔和两年的保养费等，合计起来将近30万两银子”。

董健吾带司徒雷登到督军府见陈树藩。宾主相见，即入席会谈，李桐轩和成德中学校长董雨麓也被邀出席。陈致欢迎词后，司徒雷登恭敬地站起来，用漂亮的京腔表达了来意和谢忱。此时陈父出来，大家纷纷起身打招呼。

重新落座后，陈督军说：购置这块地是为父亲晚年退休养老之用，故“绝无出让之意，也无谋利之图，有朋友劝我价让燕大，这是违反我聊尽孝意的初衷，我们坚决不肯，毫无商量的余地”。司徒雷登听到这里“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不料督军继续讲下去的是：“我遵照家父宏愿，不是卖给燕大，而是送给燕大。”司徒雷登听到这里，真是“出乎意外，如释重负”。

但陈话锋一转，接着说：要求司徒雷登答应三个条件：

（1）在燕京大学内立碑纪念捐献地的家严；

（2）要承认他在西安所创办的成德中学为燕大的附属中学；

（3）成德中学有权每年保送50名毕业生到燕大上学，享受免费待遇。

司徒雷登向督军鞠躬，这个善举，一举四得。

校园的修建

不过，关于上面的这段故事，也有不同的说法。其实燕大得到这块地还是花钱买来的，只不过仅象征性地花了四万银圆而已。这以后，燕大以该园为中心，又陆续购买了周围在明代勺园旧址上改建的集贤园、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后又增建了农园、燕南园、燕东园等。朗润园、镜春园与睿亲王园、鸣鹤园、蔚秀园等，号称清代的八大古园，几乎都是皇族亲王或公主的赐园。燕京大学给这些古园带来了新的生机。

镜春园当时是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别墅，燕大从徐家买下来以后，连同朗润园一道经过修缮、疏浚河湖，被划为教职员住宅和单身教授宿舍。接着就是大批的燕京人搬了进来，他们惊喜地发现居住环境是一座有山有水的大花园，特别是外籍教师尤其喜欢住在朗润园、镜春园。

上：朗润园

下：镜春园

图源：北京大学房地产管理部官网

燕京大学特意请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优秀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担任新校园的总设计师。墨菲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清华学校的扩建工程，清华第一个校园的总体规划就是由他制订的。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雅礼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建筑和规划，多数出自墨菲之手。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21年之后，墨菲还曾经接受时任广州市长孙科的邀请，完成广州市的城市规划，并于1926年得到批准予以实施。

他的燕京大学的校园设计以花园的山水为依托，融中西建筑为一体，湖光山色交相辉映。1922年春，燕大新校园开始破土动工，一座座教学楼和宿舍楼相继建成，池塘和湖泊整修一新。还修建了一座13层的宝塔，而水塔就藏在里面。恢复了破旧的老花园，又加入了新的设计，还把废墟里的玉砌雕栏搬来做装饰。在风景雅致的地方，盖了一些小亭子。还在湖中心填了一个湖心岛，洪亮的大钟将钟声传递到校园的每个角落。整个校园到处是朱栏碧瓦、雕梁画栋，显得古朴典雅、庄重宁静，前来参观的人们赞不绝口，称这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校园中

为办学筹款

为了使燕京大学的建设顺利进行，司徒雷登派副校长亨利·卢斯（Henry Winters Luce，中文名路思义）到美国筹款。卢斯的儿子生于山东烟台，就是后来著名的传媒大亨亨利·鲁滨逊·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时代周刊》（1923 年）、《财富》（1930年）与《生活》（1936年）三大杂志的出版者。

当时陪同卢斯一起在美国募捐、后来出任燕大教务长的史学家洪业在晚年这样回忆当年和卢斯一起募捐的情况：洪业演讲完了，他便站起来说，“我代表一个在国际人士管理下很好的大学，这所大学设在全世界最新的共和国，也是人数最多的国家的首都里。你们若捐钱给这所大学，便在这大学有股份。”听众相信他所说的，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在他们的旅途中，卢斯为了替燕大省钱，总是只在旅馆订一个房间，分睡两张床。洪业带了一大堆书，看半个小时才睡觉；卢斯则早睡，用洪业不看的书筑成个小墙挡住了灯光入睡。他一早就醒了，因为怕吵醒洪业而不起床，从床边纸盒子里拿出小卡片慢慢整理。那些卡片是捐款人的档案，他称之为“我亲爱的老太太们”，因为捐款人大多是老太太。他把卡片分成一堆一堆的，今天要见这些人，明天要见那些人。他每天早晨都费一个半小时静悄悄地整理这些卡片。洪业在回忆当年和卢斯募捐的情况时，也不无调侃地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卢斯是摇着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

从1922年开始，司徒雷登开始亲自回国筹款，“十五年内往返十次”。募集资金，则难免遭逢尴尬，但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对方成为朋友，以便燕大之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畅。但其内心的感受则冷暖自知，以至于他曾经发出和洪业同样的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美国著名的铝业大王查尔斯·霍尔（Charles M. Hall）去世前留下遗嘱，其遗产除留一部分给亲属外，剩下的部分将一分为三。其中三分之一捐赠给铝的发现者所在的奥柏林学院（Orberlin College）；另外三分之一捐赠给南部各州的中学；其余三分之一捐赠给美国人在亚洲和巴尔干地区创办的高等院校。遗嘱执行人之一阿瑟·戴维斯（Arthur V. Davis）是卢斯的朋友。经过卢斯的介绍和安排，司徒雷登与这位遗嘱执行人在纽约见了面，争取到了150万美元。为此，戴维斯曾连续几年出任燕京大学校董事会主席一职。后来又从这笔遗产的剩余部分中拿出一笔钱，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在燕京大学建造新校舍的几年当中，在司徒雷登的说服下向燕大捐款的政要有：段祺瑞、颜惠庆、孙传芳、张作霖、张学良、冯玉祥、陈树藩等。1926年，司徒雷登在北京以私人名义举行了一个募捐会，请来了顾维钧等社会名流讲话，替燕大做宣传，使到会的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1920年到1936年间，司徒雷登通过各种渠道，为燕京大学筹款总额达2000万元。

司徒雷登后来回忆一些帮助创办燕京大学的人，其中有颜惠庆博士，他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中国驻其他国家公使和北京政府首脑。不吝对他使用许多赞美之词：“是中国政坛上的显赫人物”，“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人，并且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他供职于燕京大学理事会多年，并且还曾几次出任主席。在司徒雷登与他第一次见面时，试图说服他帮助为修建男生宿舍筹集资金。1926年，大学迁往新址，那年北伐战争爆发，又用颜惠庆筹集来的钱对学校围墙进行了修葺，“这样做是为了将校园包围住，免得受到社会动荡的牵连。”

普林斯顿的一个校友会——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为法学院提供了主要的资金。基金会不仅提供了资金，还提供了人力资源，在燕大教书的老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应届毕业生。而燕大的学生也去普林斯顿读博士。很多人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返回母校任教。法学院包括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等等，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成为社会和政府机构最需要的人才。

燕大的“中国化”

1923年的秋天，燕大行政部门开始进驻新校园。1926年6月，燕大迁入新校园，“燕京大学”的匾额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亲笔书写。搬入新校址后，建设工程并没有停下来，直到1929年，耗资约360万元的燕京大学新校园正式建成。

非基督教运动从1922年春开始到1926年秋冬结束，持续了近五年的时间，正是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迫使司徒雷登对燕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理智地去寻找一个既不违背信仰，又能为广大学生接受的解决方法，如取消强令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校规，减少选修宗教课程的时间，以及后来发动学生开展基督教团契活动，等等。

对于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提出的收回教育权问题，司徒雷登采取的态度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领导人不同。他既没有抵制，更没有拖延，而是积极地履行了有关规定，于1926年11月和1928年12月分别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完成了在中国的注册登记手续。在司徒雷登眼里，收回教育权的举动，与他的主观愿望没有矛盾。

在为数众多的教会大学中，燕大在实行“中国化”的办学方针方面是起步最早的一所学校。到1920年代中后期，燕大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都由华人担任。1927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有了中国教职员工的加盟，燕大的中国化进程远远超过了其他教会大学。

如以与外籍教师同等的薪金水平聘来的留美学生洪业，他在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191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次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获神学学士学位。神学院毕业后，为收回青岛而争取美国人民援助之事，在美国四处演讲。司徒雷登对年轻的洪业非常欣赏，随即聘他为燕大教师。自1923年回国后，他在燕大历史系执教达23年之久，还先后兼任过燕大文理科科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研究院文科主任等职，并参与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

非基督教运动使司徒雷登加深了对教会大学“中国化”的理解。他认识到选择走“中国化”的道路不仅是教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的呼唤。为此，他在继1922年11月做出取消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后，1923年又做出了缩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的决定。1925年，燕大进一步改革，把原来规定必修的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同时规定学生在60个要求必修的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10个学分的中国历史课程。

与哈佛大学的合作

哈佛大学看中了司徒雷登所领导的燕京大学的发展潜力。1926年，霍尔基金会拨款640万美元，作为燕京学社的研究和活动基金。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目的，在于“通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董事会赞同的有关中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它期望学社保证在中国的研究中心里对从事研究的学生在各方面有所帮助，并将与中、美两国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协作”。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

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不久，燕大的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也于1928年2月10日宣告成立，聘请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出任研究所所长一职。燕大的哈佛燕京学社组成了一个五人的学术委员会，包括陈垣、洪业、博晨光、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以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伯希和是法国语言学家、汉学家、探险家，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早期整理者之一；叶理绥系法籍俄裔东方学家。

从1928年夏季开始，哈佛大学同燕京大学开始互相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洪业和博晨光就是第一批被哈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的燕大教师。洪业在哈佛讲授中国历史，并参与过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工作。

燕大经常选派一些优秀的青年学者，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到哈佛大学学习。哈佛燕京学社也为其他中国教会大学的学生提供过到哈佛留学的奖学金，他们中许多成为中国著名的学者，如齐思和、翁独健、林耀华、周一良、王钟翰教授等，都在燕大读完硕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读博或进修。

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浪潮。燕京大学学生率先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斗争前后延续了三个月。这段时间司徒雷登正在美国募捐，得到消息后，写信表示支持。1925年9月中旬，司徒雷登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中国问题讨论会上发表演说。在演讲中，司徒雷登对美国的政策提出了忠告，建议美国应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以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并警告西方列强，不要试图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久，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司的内尔森·约翰逊（Nelson Johnson）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即将出席北京关税特别会议的美国代表：一是做出美国政府对于修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取消治外法权的承诺；二是在做出上述声明后，美国代表团应邀请中国政府在“公平、公正及满足两国人民的基础上进行条约细节的修改”。

1925年12月，司徒雷登在纽约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学生》（The 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杂志上发表题为《基督教与民族独立运动》的文章，再次阐明了他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立场：

随着目前中国人民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反对任何削弱其追随者爱国热情的组织和信念。为了使我下面的讲话不致被误解，我首先表明我的立场和中国人民要求修改外国条约的立场是一致的，即一切不平等现象都应该被改正，一切不公正的权益都应该被取消。我承认这些要求是公正而合理的，我也确信那些对此问题采取积极友好承认态度的国家将和中国一样从中获取真正的利益。不仅如此，我还认为现在支配着中国人民思想的民族主义感情正是这个国家最有希望的现象。

在这个时期，反基督教和反基督教教育的运动，实际上和它们所反对的刚好背道而驰。在教会学校中，虽然不鼓励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是学校中所讲授的自由、平等、博爱，又为学生参与政治打下了思想和知识的基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扮演的就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它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和其在华兴学的初衷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的宗教带到中国，但是所培养的学生又成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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